北京状元,告诉了我一个努力外的故事
 
  高考刚过,每年一些细心的大咖们总能从那些状元身上找出成功的故事。这不,今年的霍老爷网文《北京状元:一个精英的养成,家庭因素究竟有多大?》迅速走红。
 
  真是一篇走心之作,霍老爷用他独到的见解又为我们揭开了一个残酷的事实,中国的竞争力,难道仅是一个群体的活力?看到精英们的禁锢从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再向教育方向无限地强化,让我产生了深深无助与苍凉感。
 
  选择大于努力,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心理难受的概念,但理想总是在现实面前弱不禁风。
 
  草根蹿红,不能说是绝无仅有,他肯定只是:“寒门出贵子,实质上是一种悲壮的幸存者偏差”。
 
  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成就,规则越来越坚硬,社会阶层固化,中产阶级的格局,再不会给底层弯道超车的捷径。如无大的社会变局,他们总能通过坚固难以摧毁的家庭经济条件,家长双方拥有的良好教育背景,较高的职业价值和社会地位,追求健康的生活品质,拥有良好的礼仪等等对教育的竞争力形成绝对垄断。
 
  高考,一种精英遴选机制,曾经是多少底层阶级鲤鱼跳龙门的门槛,现在已被阶层固化后,所属精英层们的绝对优势所封杀,这确实让那些从下向上涌动的心绝望,“世界这么大,我的未来在哪里?”
 
  为何这个社会不允许阶层再向上流动?
北京状元,告诉了我一个努力外的故事
北京状元,告诉了我一个努力外的故事
  北京高考状元熊轩昂用他最诚实的语言回答了这个问题:“现在的状元都是这种家里又好又历害的。”捷径,不容置疑地使寒门与精英阶层形成了绝对代差,同时也道出的中国教育深层次的矛盾和不得不正视的问题。
 
  这个孩子虽然姓熊,但他的整个启蒙教育,不仅不熊,恰如他个人的名字那样气宇“轩昂”。
 
  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,就像我这种,属于中产阶级家庭的(孩子),衣食无忧,家长也都是知识分子。
 
  而且还生在北京这种大城市,所以在教育资源上享受到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,是很多外地孩子或农村孩子所完全享受不到的。
 
  这种东西决定了我在学习的时候,确实能比他们走很多捷径。
 
  捷径,游戏中强悍的通关能力。
 
  接受记者采访的熊轩昂,言辞淡定从容,自信中透出了大方与真诚,也让我们轻易读出了他那些简单言语背后的境界、气质和理解社会的能力。这种才干,比那个状元头衔更可怕,这才是他未来碾压其它非同类孩子的本质差距。
 
  某种程度,这个差距的鸿沟深不可及。
 
  气质和品位,不是拔苗助长的结果,而是潜移默化的沉淀,不是你成了土豪就可以绝地反击的。只有东北的黑土地,才能生长出中国最优质的大米,生存土壤早决定了你未来的能走多远。
 
  “我奋斗了18年,才和你一起喝咖啡”,虽然揭示了选择大于努力的残酷,但总还有一些励志成分在里面。但现实比这还让你不忍触目,不管你奋斗多少年,我的起点,永远是你的天花板,这是一个“我拥有的不是你学会学不会,而是你看懂看不懂”的问题。中国梦是大国梦,美国梦是个人梦,不管哪个梦,对寒门的孩子真成了一个梦。
 
  管子言:“仓廪实则知礼节,衣食足则知荣辱”。读书识字,是解决生存压力后的自我实现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,我们必须承认社会规律。
 
  这种铁律古来有之,历史上这种差距不仅仅表现在士绅商贾上,甚至是表现出绝对的地域差距。现在的高考我们也能看出端倪,成绩单无不折射出了经济大省就是高考大省。
 
  明朝洪武年间的“南北榜案”就是一个极端案例。
 
  公元1368年,明太祖朱元璋建立了大明王朝,定都南京。明朝自洪武三年(1370)起开科举。明洪武十七年(1384)规定,每三年举行一次,考试的程序分为地方考试(院试)、省级考试(乡试)和中央考试(会试和殿试)。
 
  洪武三十年(1397),朱元璋任命德高望重的翰林学士刘三吾为主考官。刘三吾被皇帝钦点,受宠若惊。他召集纪善、白信蹈等考官开会,约法三章,决心不能徇私舞弊,以报效皇上信任。
 
  考试期间,刘三吾不顾自己年迈体衰,亲自去考场监考。会试前后,他的很多亲戚朋友、同窗故旧,甚至一些朝中大员、皇亲国戚,打招呼、递条子、请客送礼,想让刘网开一面,多加关照,但都被刘三吾拒之门外。
 
  会试一结束,刘三吾亲自主持阅卷,一字一句斟酌推敲,生怕出差错。凡是被录取的卷子,他都要再阅一遍,核实无误之后,张榜公布。
 
  发榜那天,举子们纷纷前来观榜。这一榜共录取52人。一个细心的举子发现,榜上52人全都是南方考生,北方举子全部落榜。经他这么一说,大家议论纷纷。这时突然有人说:“主考官是湖南人,其他考官大多也是南方人,肯定有幕后交易。”于是,北方举子们群情激奋,他们成群结队来到礼部抗议,要求主考官解释。礼部的官员怕出现骚乱,要求兵部派兵弹压,局面进一步扩大。
 
  北方的举子们联名写御状,向朱元璋告发主考官刘三吾徇私舞弊,有意拔擢其南方人。
 
  朱元璋接到告状信后,大为震怒。他平生最恨的就是贪官污吏。他一拍龙案,下令道:“一定彻查此事,弄个水落石出,该处理谁就处理谁!”
 
  他亲自召见刘三吾,询问情况。刘三吾一五一十,将考试的筹备、规章制度、考试监考和阅卷评卷过程详细作了汇报。朱元璋听了,确实没有什么漏洞,他问道:“榜上的52人全部是南方人,你不觉得可疑吗?”
 
  刘三吾答道:“皇上,试卷都是密封的,看不到考生的名字和籍贯,确实是按照文章的好坏而定的。”
 
  “那北方人为什么一个都没被录取呢?”朱元璋又问道。
 
  “陛下,这事也不难理解,元朝一直统治北方,实行高压政策,百姓日子非常艰难,士子们更苦不堪言,受尽了摧残,哪里还有读书的时间和环境?”刘三吾恭恭敬敬地分析道。朱元璋听了刘三吾的解释,也感觉到有些道理,只能先让刘三吾退下。
 
  刘三吾的解释,并没有完全打消朱元璋的疑虑。他决定重新复核。他传下圣旨,急召翰林院侍讲张信进宫,命他带领侍讲戴彝、右赞善王俊华、司直郎张谦等人,在落第试卷中每人再各阅十卷,增录北方士子上榜。
 
  和张信一起复阅试卷的有六七位翰林、侍讲。张信向同僚说:“北方考生闹事,认为南方考官偏向南方举子。所以我们要认真阅卷,不能把好文章埋没了,做到公平公正。”他制订三条规定:一、凡参加复核的考官阅卷期间一律不准回家;二、不许跟任何人接触来往;三、不准把阅卷的消息泄露出去。如有违犯,将严加惩办。
 
  复核过程中,有同僚给张信建议:皇帝生气,主要是因为没有北方考生上榜,不如更换几名南方举子,选择成绩较好的北方举子上榜,以“迎合圣意”。张信不同意,坚持以实际成绩定英雄,不受任何人干扰。
 
  张信阅卷后认为,刘三吾没有徇私舞弊,所取正确。他向朱元璋汇报:“臣认真复阅了所有试卷,北方考生的文章确实不如南方考生写得好。刘大人是公正的,没有暗箱操作,徇私舞弊行为。”他还说:“考试应该以文章定优劣,以成绩排名次,这是历朝历代科考的惯例,不应有地域照顾。”
 
  朱元璋听后很不高兴,认为张信没有领会自己的指示和意图。
 
  就在此时,朱元璋又接到举报,告发张信等人是受了刘三吾等人嘱托,暗中勾结,在复阅试卷中做了手脚,故意选择低劣的试卷呈报给皇上御览。朱元璋看了御状后,更加震惊、气愤,他决定亲自处理这起大案。
 
  朱元璋觉得,必须用强硬手段处理这起所谓的“科场舞弊案”。他下令刑部立即把张信、刘三吾等考官逮捕入狱,严加追问。他还下旨礼部,将这次考试的试卷全部呈报上来,由他亲自审阅,定下最终名次。
 
  刑部通过严刑逼供,终于搞出了一个六百多人徇私舞弊、行贿受贿的名单及证词。朱元璋则称考官及先前负责调查之人,与十几年前的胡惟庸案、蓝玉案有牵连,最终做出了决定:白信蹈、张信以及同科试官二十多人,全部凌迟处死。刘三吾因年事过高,发配充军。所选南方贡士全部罢黜,受牵连者不下千人。
 
  朱元璋又命翰林儒臣在落第的试卷中选择文章优秀者61人,重新廷试,擢韩克忠等61人。韩克忠状元及第。这61名进士中全为北方人,此榜因此又称北榜。
 
  这是一个公平与合理之争。捍卫真理的学者永远也不可能斗过政治家的强权。但这一点上,我承认朱元璋的做派,毕竟他作为一国之君,他要从全局角度考虑问题。当时,北方刚刚摆脱蒙古人统治,人心涣散,用科举手段收服北方士子之心是当务之急。
 
  历史早给了我们结论,饱腹才能长出见识。
 
  “一个精英的养成,家庭因素究竟有多大?”霍老爷认为:
 
  “一个家庭对一个人的成功是起着决定性作用的,这里的捷径,某种程度便是水到渠成,一个家庭的经济硬实力和父母的软实力,奠定了一个孩子的学习能力、眼界高低、执行力、胆识与魄力”。
 
  当下社会,早已不是英雄不问出处。
 
  社会竞争力,拼得不仅仅是知识,而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竞争力,其中,综合素质都是由一个人的心智模式支撑起来的,心智模式某种程度上就代表了才干。
 
  心理学家研究发现,心智模式在生命的早期已被编码,基本在12岁左右定型,这种模式一旦形成,整个人生很难再做出改变。也就我们常说的,江山易改,本性难移。民间也有另一种说法:“三岁看大,七岁看老”。
 
  心智模式就是人的行为自发驱动机制,也就是系统化的惯性。
 
  科学研究发现,在我们脊柱和大脑结合的位置,有个叫做基底核的组织,它控制着我们的自动行为,比如呼吸和吞咽;另外,我们的心智模式就存储在那里,甚至在大脑其他部分沉睡时,基底核依然在活动。这就是心智过程“模块化”的力量,就是大脑将一系列行为,变成一种自动的惯常行为。
 
  所以说,状元形成的捷径,只是在行为惯性中早植进去了自动运行惯性,看上去比你少去了的那些努力,只是因为他在惯性的力量下更省心力,效率更高而已。
 
  正如熊轩昂状元所说:
 
  “我父母是外交官,怎么讲呢,从小就给我营造一种很好的家庭氛围,包括对我学习习惯、性格上的培养,都是潜移默化的。因为我每一步的基础都打得比较牢靠,所以最后自然就水到渠成。”
 
  这还不是最令我们痛苦的认知,赛德希尔·穆来纳森的《稀缺》告诉我们,贫困最可怕的,不是物质的贫乏,而是对人的思想的影响,陷入贫困的思维模式,才是真正的贫困。
 
  但这只是以前的理解,万维钢的精英日课有这么一篇文章,现在科学家最新的理解,生活压力和不确定性给穷人带来的不仅仅是落后的思维模式,更是生理上的问题,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心理问题。
 
  文章认为,穷人因为生活的不确定性,规划未来毫无意义,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,注意力根本不可能放在延迟消费上,这就导致了认知窄化,目光短浅,只注重即时消费,而不注重自己的长远投资。
 
  而且这种贫穷不仅是导致人心理上的变化,甚至是导致了人身体器质上的变化。科学最新研究,贫穷的生活压力,不仅能减少人的大脑表面积,而且缩短人的基因里面线粒体的端粒,这种线粒体端粒的缩短,会导致人的寿命缩短,同时也增加肥胖症的可能。
 
  生存的压力增大还会影响DNA甲基化水平,甲基化水平表达决定了一个人身上的特性表达,所以,贫穷,使个人潜藏的某些优势也因甲基化水平的变化受到了抑制。
 
  我们知道, DNA就是人的遗传因子,而DNA甲基化水平可通过基因向后辈遗传,有时可能会持续两三代。
 
  贫穷是心理和生理上的自我克制短缺,精英的养成,只是他们懂得延迟满足。
 
  同样,科学家研究发现,穷人之所以不自律,也是因为大脑中激素分泌的影响。这个理论来自于纽约时报7月2日的一篇文章《饼干和兴奋剂的共同点》。
 
  在过去这十来年,科学家对人脑的奖励机制有了一个新的认识,人的大脑有一个奖励机制,我们所有兴奋、刺激和愉悦,都是因为大脑分泌了一种叫多巴胺的化学物质。我们生命的最底层上,我们做事就是为了获得感觉。我们是为了多巴胺。
 
  但想要从一件事上获得满足感,仅仅分泌多巴胺还不够,大脑中还有一种接受多巴胺的东西,叫做“多巴胺D2受体”。有两个因素,可以从后天影响到D2的数量,一是压力,二是成瘾行为。
 
  所以贫穷导致压力增大,压力大,D2减少,人会更不容易满足,自控能力会下降,进入成瘾模式,整个就成为了一个恶性循环。
 
  中产阶级因为有更高的社会地位,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,他的生存压力自然就小,也就有较高的D2水平,也就有更多的延迟满足的能力。
 
  霍老爷告诉我们:
 
  古往今天,人类永远抹不平阶级差异,拒绝、否定、不接受,不等于不存在。
 
  认清事实,反而对个人、子女的生存和发展更有意义和价值。当你硬实力凑不上来的时候,要懂的服软。
 
  好在我们这个社会除了级层固化外,还有互联网可以给我们突破信息封锁这个免费的午餐。
 
  古语还有一个“三代为官”之说,不要因为阶级差距,就万事蹉跎。我们也许自己并没有享受到父母方给我们带来的软硬实力,但我们完全可以从自我做起,善于利用互联网工具上的低价或免费资源,解放学校教育对自己形成的桎梏,只要今天能比昨天成长那么一点点,这也是我们自己与自己较劲的成就。
 
  李翔内参告诉我们:
 
  不要相信鸡汤和成功学。没有最好的选择,只有你的选择,没有最完美的人生,只有你的人生。
 
  与其抱怨没有富爸爸、没有天赋,不如不怕疲惫、不怕痛苦、一而再、再而三,修正追求举重若轻的完美。总之,“道力之限,要靠愿力突破”。
 
  文/秦宇楼